当前位置：中国广告人网站>创意策划>广告杂烩>详细内容 网络时代新闻时效性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性 作者：张咏华 时间：2008-5-5 字体：[大] [中] [小]

    [摘要]：
    检测环境、传递信息是新闻传媒的四大社会功能之一。在危机发生时，作为职业传播者的新闻传媒机构及新闻从业人员的传播活动在提供有关信息和危机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危机作为“极度危险或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局面”，[1]需要人们作出迅速反应。因而，新闻传媒在危机发生时对于危机的报道，也必须迅速及时。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在危机报道中更凸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联系网络时代新闻时效观的新发展，提出：在网络时代，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增多，速度可因国际互联网的应用而达到瞬时传播，新闻更新可因之而达到即时更新；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重视传媒危机报道的时效性对于传媒能否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正面作用至关重要。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作用反映在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即对内有助于澄清信息与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对外有助于把一个负责任的、对待事关人民生活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有方、从容不迫的国家形象树立在国际公众面前。
    [关键词]：新闻时效性 危机传播 时效观
    I. 传媒与危机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危机现象时有发生，如何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处理危机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人类信息传播系统的考验，因为人类正是仰仗信息作出自身的行为决策的。对于危机，著名的英文韦氏词典将之定义为“极度危险或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局面”。在危机发生时，一方面，社会所面临的危险或艰难迫使人们迫不及待地需要采取应对行动，而另一方面，动荡不定的局面中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使众多的人们难免有焦虑不安、不知所措和恐惧之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处理、化解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人们的焦虑的过程。由于信息的定义之一即“减少接收者的不确定性的讯息”，[1]而在危机状态下，不确定性往往成为人们焦虑、恐惧的原因。因而，准确、及时的有关信息传播，对于危机处理和化解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危机处理过程与信息传播的关联性，人们在危机发生时，自然而然地特别关注信息传播系统提供的有关信息。而在当代社会，由于新闻传媒系统作为专司信息传播职责者的权威地位，危机发生时，人们往往对新闻传媒的传播活动寄予为他们了解危机状态的方方面面和在此基础上的行动定向提供帮助之厚望。诚如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媒介系统依赖论所指出的，个人、群体、组织、其他社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同媒介系统的互为依赖关系会随着情况（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甚，这种依赖性的强度也就越强。“例如，在一场危机时期，我们构成一种将能最好地服务于当时最重要的个人目标的媒介系统。当危机结束时，我们也许会恢复我们日常的媒介系统，重新建立适合于达到日常目标的媒介依赖关系。”[3]
    危机时刻正是弥漫着不确定性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传媒系统的信息传播，关系到个人的行动定向，也关系到有关部门和组织的有关应对决策。其关联性之强，显著凸现。因而，这种关联引发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运用Google学术搜索，在中文状态下，键入“危机传播”（连引号键入），查询所有中文网页，获得264项搜索结果；在英文状态下，键入 “crisis communication”， 查询所有英文网页，获得1660项搜索结果。可见中外学术界对“危机传播”这一议题均有大量成果积累。对搜索结果进行浏览，发现其中许多均涉及危机管理与媒介的关系或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中文学术成果中，史安斌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广州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杨至聪、邓涛的《媒体与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合作》（《采写编》2005年第二期），李国民的《地市报危机传播策略浅析——以齐齐哈尔“8• 4” 事件报道为例》（《城市党报研究》2006年第四期），陈力丹、陈俊妮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六期），洪瑾的《危机传播中信息对称的媒体问题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第四期）等，均从不同的方面对此予以阐述。
    鉴于危机时刻是社会与个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应对的时刻，因此传媒与危机管理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传媒报道的时效性对其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之重要性。
    II. 新闻时效性的重要性和新闻时效观的发展
    新闻传播必须迅速及时，讲究时效性，因为新闻的定义中就蕴涵了“新近”的意思，新闻报道所关注的，是新近变动的事实，受众在接收新闻信息中所要求的，是“及时获知外界刚刚发生的变动”。[4]这可说是中外新闻传播界的共识。“Timeliness”作为中外公认的新闻价值（要素）之一，是新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新闻实务操作中传媒从业人员在选择新闻的过程中用以评判新闻事件是否值得报道/具有报道价值的标准之一。新闻时效性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诚如新闻工作者中的一种流行说法所指出的，“新闻‘姓’新”。但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人类克服信息传播中的时空限制的程度、能力不同，公众在信息接收中对时效性的要求也不同，新闻界内外的新闻时效观也不同。
    在近现代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史上，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闻时效性要求的日益提高及新闻时效观的演变可以说是传媒业务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西方近代报纸兴起的初期，有关国外的信息一、二周内到达读者手中依然能给读者以新近的感觉。当世界上最早问世的通讯社——哈瓦斯社还在以快马作为递送稿件的工具时，其时效性当然不能与当今通讯社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同日而语。在电报作为电子通讯手段被广泛运用于现代通讯社的业务和现代报业后，新闻时效性开始以“日”计算，新闻的“新”体现在所指的事情为“昨日”或“今日”。广电媒介问世后，新闻的时效性要求进一步提高，每日多次播发新闻的广电媒介，逐渐使新闻时效性向着以“时”计算的方向发展，直至发展到滚动式播出。国际互联网的崛起，以其瞬时传播的效能，使得对新闻即时更新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新闻时效观，公众在信息接收中对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更高。著名的国际传媒网站BBC在线就曾针对网络传播的特点，提出随时化新闻服务的观念。当前，在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时，国际上的新闻时效性的竞争往往成为分秒之争。例如，当伊拉克战争爆发时，率先在网上予以报道的新华社，与美联社之间在对此的首篇报道上的差异仅为几秒之差。鉴于在当今网络化时代，新闻时效观已经被推向“全时化”，[5]重视传媒危机报道的时效性对于传媒能否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正面作用至关重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作用反映在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即对内有助于澄清信息并力求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恐慌，对外有助于把一个负责任的、对待事关人民生活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有方、从容不迫的国家形象树立在国际公众面前。
    近年来3个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时传媒的有关传播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之个案，可以佐证这一点。
    III．时效性问题对我国传媒危机传播效果的影响——从3个个案说起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发生时，我国媒体的有关传播中存在一些影响其效果的问题。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本人的观察，时效性问题是其中的一大主要问题：出于对“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的机械式的理解，在发生危机性突发事件时我国传媒系统时而因迟疑不决，造成“失语”或报道迟缓，结果由国外媒体占报道先机，既不利于发出我们的声音，也不利于我国传媒的公信力，当然也不利于我国传媒迅速发挥对于危机应对的行动定向的指导作用。对于危机性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传播效果的的关联，近年来我国传媒在几件危机性突发事件发生时的报道工作，可以作为佐证。2002年冬天到2003年春天，我国发生了“非典”事件（SARS）。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初时我们的媒体对此的信息传播是迟缓的。结果一时间社会上有关传言四起，公众因情况的不确定性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感和恐惧感，而国际上的传媒则纷纷指责我们对此隐而不报。且不论当时的传媒信息传递滞后最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客观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媒体当时的报道迟缓在对内的危机处理和对外的形象塑造中的被动却是毋庸讳言的。但后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应对这一危机的策略，传媒对此事态的发展及时报道，社会上的流言逐渐平息，国外的媒体也开始引用我国传媒提供的信息。可见在一个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新闻时效性的竞争成为分秒之争的当今社会，过去那种“在没有其它信息源的情况下可能是有效的”危机应对策略—“通过对信息接触的控制来淡化危机”的策略，[6]已不复可行。我国应当更新对于媒介传播的管理中的信息管理观念；在危机发生时，我国传媒应及时迅速地传递信息，以此在社会的公共危机处理中为我国公众提供信息指导，并以此在国际上为我国树立一个负责的、面对危机应对有方、自如的大国形象。否则，即使我们不报，信息也会照样不胫而走，非但无助于信息管理和危机化解，而且会给我们的对外传播、国际形象塑造造成被动，并且影响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公信力。
    如果说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说，“非典”事件（SARS）发生时我国传媒初时的反应迟缓和报道滞后是一则忽视新闻时效性在国内外带来负面效果的例子，那么2004年我国在遭遇“禽流感”事件时传媒及时报道的情况，则可从正面佐证新闻时效性的重要性。由于传媒报道及时，“禽流感”事件发生时，我国公众没有表现出“非典”期间曾一度出现的恐慌，国际上也没有对我国政府及媒体出现种种指责，不像“非典”期间的前阶段所发生的那样。
    2006年，上海大学一位硕士研究生、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成员的硕士论文在对美国的《纽约时报》与《卫报》1995-2005年关于中国大陆的报道进行研究中发现，2005年11月13发生的我国吉林石化双苯厂苯污染事件， 是2005年《纽约时报》关于我国的报道中社会生活类新闻方面一个重要议题。[7]从《纽约时报》关于该议题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我们的传媒的信息报道滞后是如何被这一国外著名主流媒体解读、指责的。从2005年11月23日出现了第一篇有关这次事件的报道，到12月23日这一年度最后一篇相关报道，《纽约时报》在那一时间段内对这次事件共发表了12篇报道、文章。尽管这算不上是一个大的数字，但是，如果就这一数字在《纽约时报》2005年关于我国的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新闻特写中的社会生活类的总量的比例来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字相对就较大了。2005年该报全年关于我国的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新闻特写总量是551篇，其中社生活类总量约100篇，因此这一个发生在那年接近年底的事件占据了《纽约时报》2005年关于我国的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新闻特写中社会生活类的总量的12%。就这些报道、文章的内容而言，根据这位研究生的研究，大致可归纳如下：这12篇中，有10篇都是有关中国政府应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措施，另外2篇中，1篇是介绍事件的基本概况，另外一篇是对百姓生活的影响。这项研究发现，“在这样的非政治类事件中，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仍然是《纽约时报》关注的焦点。”“在所有的有关报道、文章中除了介绍事件的基本概况的那一篇外，其余均涉及化学药品泄漏对中国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如环境、和俄罗斯的关系等”。[8]其中，往往又夹杂着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守口如瓶”、“在差不多10天的时间里”，没能让哈尔滨市民“分享其关于这种致癌化学物质正在流向他们的消息”，等等。但是细加分析，又可发现其有关新闻、文章先后还是有所不同。[9]具体来说，当我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一危机事件后，该报也对此予以了报道，态度也有所转变。从以下这些引自该报有关报道的段落中，我们多少可对《纽约时报》有关报道中的关注点及批评窥见一瞥。
    “Foreign governments, global health experts and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lso looked on with keen interest, availing themselves of an unusual chance to see how well China’s habitually secretive authorities handled a difficult and unexpected problem.”（The New York Times, 05/12/02）
    “外国政府、世界卫生专家和预期中的国际调查人员都对这件事情抱有极大的兴趣，利用这一个不寻常的机会观察习惯性地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中国官员如何处理这一棘手的突发事件。”
    “An equally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y, for almost 10 days, China’s government did not think the people of Harbin deserved to share its knowledge of the cancer-causing chemicals that were streaming their way.（The New York Times, 2005/12/02.）”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差不多10天的时间里，中国政府都没有想过哈尔滨市民理应分享其关于这种致癌化学物质正在流向他们的消息。”
    “The China Daily commentary portrayed Harbin officials as innocent victims who had responded effectively to the crisis. But many Harbin residents were immediately suspicious when city officials announced that the water would be stopped for maintenance work.（The New York Times, 2005/11/26.）”
    “虽然《中国日报》的评论把哈尔滨官员描写成对危机应对有效的无辜受害者，但是，当市政府官员宣布由于维修的原因会停水之后，许多哈尔滨居民很快起了疑心。”
    《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本就持批评态度，这次，松花江水质污染更是引来了它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批评：
    “Even before the spill of benzene, which has been linked to cancer, water quality in the Songhua was considered unsuitable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by experts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The New York Times, 2005/11/30.）
    “即使在致癌物质苯泄漏之前，熟悉情况的专家也认为松花江的水质是不合国内饮用水标准的。”
    “China’s packed cities are now among the world’s most environmentally degraded, its rivers are among most polluted, and careless land use is expanding deserts and putting urban drinking supplies at grave risk.”（The New York Times,2005/12/02.）
    “中国那些拥挤的城市现在位居世界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城市中，其河流的污染，也排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土地的滥用导致了沙漠化，城市饮用水供应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们固然可以说《纽约时报》对此事的一些解读受到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事实上要让这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受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大约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改进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当看到这一事情的信息传递滞后是引发该报这些负面评论的一个因素。而在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这一事件后，《纽约时报》并没有对之视若无睹，而是也有所报道，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可以从如下有关报道的段落中有所领略：
    “After an inexcusable and potentially disastrous attempt by the authorities to conceal the nature of the water proble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ocal Harbin officials recovered relatively quickly. They organized a well-disciplined response, including trucked-in emergency water supplies that lessened the hardships of affected city residents.”（The New York Times, 2005/12/02.）
    “在当局最初的不可原谅的、潜在地灾难性的掩盖水质问题真相的举动后，中国政府和哈尔滨当地政府相对快速地恢复过来。他们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包括调运紧急供水，这一举动缓解了受影响的城市居民的困难状况。”
    由此可见，在关于这次事件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对客观事实还是尊重的，虽然其对事实的解读和议论不可能不受其立场的影响。
    以上3则实例都牵涉到危机发生时我国传媒的危机传播的时效性，而且都牵涉到传播效果，并且效果都同时体现在于内、于外两个层面。它们都说明时效性对于传媒的危机传播发挥积极作用至关重要。
    结语
    在当今信息时代，散发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如果我们的传媒关于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传播不能跟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步伐，不能及时将权威性的明确信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及时公诸于众，就可能会出现小道消息、传言乃至谣言充斥传播场的情况，或会出现关于我国的信息“出口转内销”，由国外传入、夹杂着基于西方价值观的议论的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在关乎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面前，我们的传媒和有关管理部门要在突出的位置上注意有关报道的时效性，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这样，我们的传媒的危机传播就能在这些事件的报道上对内起到提供和澄清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并为公众在危机面前的迅速行动定向提供指导的作用，对外在国际上产生积极的影响，把一个负责任的、对待事关人民生活的突发事件应对有方、从容不迫的国家形象树立在国际受众的面前。因此，在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多元化，速度可因国际互联网的应用而达瞬时传播，信息发布中的更新可因之而达即时更新的网络传播时代，提高我国传媒危机传播的新闻时效性应成为我国传媒管理和危机管理的一大策略。
    （当然，时效性并非新闻报道的唯一的操作要求。新闻传媒从业人员应把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置于同新闻工作的其它要求、指导原则的关系中去考察，才能避免顾此失彼，做到在新闻传播中恰如其分地使时效性得以实现。而由于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同时间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好时效性同需要花费时间核实新闻信息的准确性以确保新闻真实性的新闻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尤显重要。但这一点就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了。）
    原文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五期。
    Significance of Timeliness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Abstract] Surveillance of the environment ranks among the four major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media. During a crisi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by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s—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profession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ffering of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in crisis management. Crisis as “an unstable situation of extreme danger or difficulty,” entails immediate response by the public. Media coverage of the crisis, therefore, must be prompt and timely. This determines the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of timeliness in crisis reporting.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is issu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in people’s conception of timeliness in the Internet Age. It points out: In the Internet Age, information channels have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transmission speed has reached the point of instantaneous communication thanks, information updating is instant; in this context, attention paid to timeliness in crisis reporting is crucial to media’s positive role in crisis management. Moreover, it argues that in the present age of globalization, this positive role of the media is reflected in two dimensions –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mestically, media’s positive role in crisis management means that crisis communication by the media helps to clarify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banish uncertainty-trigged fear/panic among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ly, it means that media’s crisis communication contributes to projecting an image in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our country, of a responsible, resourceful state calm in its response to a crisis that affects people’s life.
    Key Words: timeliness of news reporting crisis communication conception of timeliness         
           
      [注释]
    [1]Webester’s Dectionary 中的有关定义，获自该词典的网络版。其网址为：。
    [2]出处同上。
    [3]Defleur,Melvin and Ball—Rokeach,Sandra. (1989) 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p. 309.
    [4]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5]杜骏飞《论网络时代的全时化新闻理念》，博客中国2004年12月19日。
    [6]马成龙《“媒体、危机和非典型肺炎”专栏前言》，《中国传媒报告》第5卷第1期（2006年2月）第 5页。
    [7]殷玉倩（2007）《英美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从框架理论看“卫报”与“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
    [8]殷玉倩（2007）《英美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从框架理论看“卫报”与“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硕士学位论文），第39-40页
    [9]殷玉倩（2007）《英美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中国--从框架理论看“卫报”与“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硕士学位论文），第39-41页。


张咏华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